光與影的微縮城市

在清領時期，開墾的先民爭水爭地，靠的都是宗族的力量、外交的手段，政治與談判幾乎是免不了的。然而現在處於相對文明與法治的社會，為什麼關心身邊的政治，卻變得如此遙遠？「不要管政治」成為長輩在討論政治後的口頭禪。為什麼差距會如此大呢？

我想，政治傷痕導致的原因是最佳的詮釋。日本時代以來，關心社會而衝撞體制的知識份子被監禁；而白色恐怖期間，社會中堅與菁英更是連「莫須有」的罪狀都沒有，便遭到無情地屠戮。在閃躲強權暴力的驅使下，只好埋頭在實用的工作，醫生、律師、教師成為最熱門的行業，近來更是強調鐵飯碗的重要，賺大錢，如何長久地賺大錢成為未來思考的唯一取向。但是這些行業卻都不是能碰觸統治階層，為社會不公義發聲的工作，只能累積名聲和金錢。

多年來，由於放任KMT一黨獨大，遂行其專擅的統治理念，讓KMT成為一隻纏繞國家的巨獸。過去的歷史無法改變，如果當下重回戒嚴，我想大家依然會選擇噤聲。然而現在已是自由民主社會，大家正重新學習自由民主，但是這些觀念在過去的陋習下，似乎永遠再也記不得學不會了，連簡單的政治抉都擇無法清清白白地以個人判斷完成，夾雜太多的金錢與意識型態。這大概就是歷史的包袱與共業吧！沒有了核心價值，民主與自由就只是美麗的口號。

那現在為什麼還是叫我們不要碰政治？明明我們都有參政權，社會也不像過去專制、恐怖，我們應該去進入國會，為自己的家園付出，致力於詰詢恐龍官員，阻止其他議員制訂圖利單方面的法案。但我們依舊不被支持，為什麼？政治為某些「清流」所鄙，自由地發聲卻成為「亂源」。和MMM討論，總合了以下觀點。

年輕人容易太衝，如太正直就不願妥協，不願跟著骯髒，政治路上容易被封殺，被封殺之後抑鬱不得志卻又相信自己是對的，就可能就會變得怨天尤人，沒辦法正視社會的情狀而以適當的方法加以改變。再者，如果打定主意要當個政客，如果沒有背景，財團、大老也不會幫助你瓜分既有市場。政治世家因為有家族的庇護，如果犯了錯也很容易被河蟹掉沒事，比較不會有封殺的狀況，更何況家族政治多偏向謀求家族利益，要變清流太難了，反而容易造成家族不合，導致下次選舉增加變數。在親人上，永遠有些事會依順的。如果真要參政，江湖一點是免不了的，在那種地方，也許很難有絕對的黑跟白，絕不是一廂情願就能做事。如果你得面對自己理念被打折的狀況，只為了更靠近終極理念一點，你願不願意呢？

但是如果把政治當成穢物，摒棄而忽略，因此拒絕參與政治，這是不對的。每個人都應當要正視自己的排泄物，或著是社會的產出物。不一定要投身第一戰場，但我們都應該關切，發揮自己的選票價值，讓為我們說話的人有後盾。（雖然這一樣是我一廂情願）選舉沒這麼容易上，不是講理念就可以了，不然現在環保意識高張，綠黨怎麼會一個席次都沒有？因為某些意識型態的封鎖，以及金錢的作用實在太難突破了。而金錢在鄉村的作用仍相當的巨大，MMM的同學曾說「賄選會影響選情，那太小看台灣的民主了。」在我看來，就是自以為的中產階級都市人，自命知識份子，但是對於鄉村的狀況一點都不瞭解。臺北國和「南部」並不是政黨激發出來的狀況，而是真有這樣的歧見存在。在台北，很多是外地來定居的第一代、第二代，春節會回中南部過年，對他們買票沒有作用，因為只能買到一戶，不能買到一門，無法影響其他親屬。再者，資訊發達更要注重形象，而且學歷是真的對於買票較有抵抗力。（但對意識型態區隔卻是更容易墜入。）

政黨的組成讓我思考了好一陣子，不懂為什麼有些政見分歧的，一樣可以合為一黨。現在我會覺得他們大概就是在不特別堅持的地方互相幫助，然後有一個終極目標或是共同的敵人。拿KMT來說，他們的黨綱究竟是什麼？以一個政黨的角度來看，他們的黨綱根本和國家綁在一起，黨國一體，從沒想過彼此要拆夥，如同國旗是「被捐贈」的一樣，支持國家彷彿是支持KMT一樣。一個黨的精神其實架空在國家架構之上，自然不可能落實成為目標，因此金錢成為其中最簡要的表達。所以我說「台灣基層其實根本沒有國民黨，但是也處處都是國民黨。」

     之前有個人，這個人叫做希特勒，他曾經對納粹的宣傳部長、德國作協主席戈培爾有過這樣的訓示：「不需要讓青少年有判斷力和批判力。只要給他們汽車、摩托車、美麗的明星、刺激的音樂、流行的服飾，以及對同伴的競爭意識就行了。剝奪青少年的思考力，根植他們服從指導者命令的服從心才是上策。讓他們對批判國家、社會和指導者抱持著一種動物般原始的憎惡。讓他們深信那是少數派和異端者的罪惡。讓他們都有同樣的想法。讓他們認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人就是國家的敵人……」我們最需要的便是判斷力，而最耗時間養成的也是判斷力，也就是教育的影響。簡單地排斥政治、盲目地相信媒體、鄉愿的金錢與人情，要獨立判斷，還有一段長路要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