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與影的微縮城市

八〇年代是個變動的年代，凡事緊張萬變，如同月光照水幻化。政治上由獨裁漸步民主，書寫上從溫潤筆觸到冰涼螢幕。銳意求新求變的年頭，我們能留下什麼當做一個年代的精神？

《寫字年代》是向陽最新出版的作品，以自己在八〇年代所收到的作家書信為主題，選取二十四封具有特別意義的來信，以信札本身的文字為經，來信者的行誼為緯，再搭配自己對於作者的追懷感念，或是主編檯上的的心路歷程，以文字交織串連成了《寫字年代》一書。在台灣，關於作家的文獻、文物或是手跡，現在是越來越重視，國家文學館便典藏了不少；而本書以個人的書信收藏，匯聚了二十四篇來函，說明其中的意義與故事，更是難得一見。

向陽一直是文壇創意的領銜者，勇於做不同的嘗試。也許是源於從事副刊編輯的工作，讓他對於最新資訊的接收非常敏銳，覺得可行便會試著介入與操作，如個人網站的搭建、多媒體互動詩的創作等，向陽都有所涉獵，對於劇烈變動年代下的科技與應用，在同一輩中絕對是佼佼者。而《寫字年代》便是綜合著這樣的狀況，所產生的一本書：舊文字的溫暖，新創意平台的發表。本書的內容，除了在《文訊》雜誌上刊登，也刊登在其個人FACEBOOK網站，儼然是部落客。透過臉書平台迅速地媒介，轉發文章容易的特點，尚未發行便已先推起波瀾，廣受好評。網路年代因著數位攝影的普及，流行「有圖有真相」的金句，向陽的書便完整的詮釋了這樣的意涵，圖與文交織，建構出該位作家立體的印象。除了展現出向陽對於文獻、手稿的注重，也呈現向陽「跨媒介」一代的特殊之處，使用新媒介，亦不忘過去手寫的溫度，在描述與作家間交遊的小品中，流露出更多平易近人與人情交流的溫暖故事。

本書所選取的來函對象，約略有三類，其一是從事編務時認識的前輩編人，如商禽、鍾肇政、阿盛、蔡文甫、張默等人，無不是曾任編輯的前輩，在稿約上、專務上給予過向陽大力的助益。其二，與「跨越語言的一代」前輩的交遊，如葉石濤、楊逵、黃得時、王昶雄、陳千武、龍瑛宗等人。向陽甚早進入文壇，因此得以親炙跨語言的一代，日本時代台灣作家群像。也因為身為編輯便順勢向諸位前輩邀稿，在稿件中更瞭解上一代所面臨的語言、創作困境。其三，以台灣文化為重，大力鼓吹的文壇中人，如齊邦媛、陳千武，前者力推國家文學館的誕生，後者推動台灣文學本土化、國際化不遺餘力。另外便是以台灣本土文化、本土語言為創作的陳冠學、王禎和、阿盛、洪醒夫、吳晟等人，他們寫作，便是為了這塊母土。這些人物與書信編織成八〇年代的文學風景，透過這些行誼的描述，我們更能深入瞭解這些人物的面貌，有血有肉的完整呈現，而不僅僅是一張扉頁的介紹，或是刊物背後隱形的主編，我們看到的是編輯的先行者，社會良知的表率。

全書首先提到的，便是齊邦媛教授以及推動國家文學館成立的小故事。為了推動國家文學館的成立，齊邦媛教授到處鼓吹，並且在公聽會的前一晚傳真給向陽，勾勒一座國家文學館應有的格局以及意象，展現出齊邦媛教授開闊的視野與遠見。如今文學館已成立，當天傳真的手稿原件也已保存在台灣文學館，然而若是手稿沒有一篇文章來說明，而是抽離脈絡的展示，讀者所見的將只是一份待解析的文獻，而不是富含歷史意義的書信往來。同樣地，〈台灣的心窗〉一文，便是描寫王昶雄及其著名歌詞〈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〉的緣由，表達一個留學生為了故鄉台灣、往事、心上人的懷念。

由手跡衍伸出來的，更多的是我們非熟知的作家全貌。如被歸類為超現實主義詩人的商禽，除了寫作技巧特別，更能關注社會議題，引為題材。商禽以〈木棉花〉一詩哀悼陳文成的死，「吧嗒一聲猛然著地！說不定是個墜樓人。」用一朵跌墜的木棉為喻，表現對於陳文成事件的關注，關注禁忌的白色恐怖議題。在〈定型新詩的倡議者──周策縱及其「棄園」詩情〉中，我們看到周策縱不僅是著有《五四運動史》的知名歷史學家、漢學研究家，對於新詩亦有接觸，在詩的格律、形式上亦有長足的的思索，因此對於向陽的《十行集》有相當的期許，希望能推出新的定型詩體。又如〈喑啞的能言鳥──龍瑛宗的書寫語境〉中，透過翻譯版本的比對及詮釋，再佐以原件說明，我們更能清楚「跨越語言的一代」的混亂與苦痛。這些前輩作家跨越了多重的語言障礙，勉力交出的文學作品，總是令人感覺到跨語言的困境，創作的文字在不甚流利的文字中掙扎出來，以翻譯的形式重新出現在自己的國人面前，令人感嘆。除了這些更為具體的作者面貌，也有相當饒富趣味的陳年舊事，向陽與阿盛相交多年，是編輯檯的夥伴也是互相勉勵的文友，〈為母土而書寫──阿盛與「散文阿盛」〉選錄了一封信，暴露了阿盛曾想把筆名改為「盛其躬」的往事，嘗試不同的方向與風格。這段兩位文壇大家相交往的祕辛，讀來令人莞爾。

除了與諸位編輯前輩的交流，書中對於各位作者手稿的選取以及回想，更多的是關於台灣文化、台語文學的作者群描寫。向陽在序言及文中，多次提到自己在主編《自立》副刊時，在《中國時報》《聯合報》兩大報副刊的夾縫中，如何自我定位、突圍，以爭取更多的收看和注目。最後他把《自立》副刊定位為「本土、生活、現實」，對於台灣文學、民俗、語言、歷史和文化的側重，終於讓《自立》副刊得到讀者的喜愛，也獲得文壇中更多的重視。而為了持續建立品牌及口碑，向名家約稿是不可缺的，因此書中多有向名家約稿的驚顫，蒙獲賜稿的歡呼。如向陳冠學邀稿的「台語小點心」台語專欄，王禎和〈人生歌王〉電影劇本的刊登。在這些書信往返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文化耕耘者的努力，對於文學志業的認真付出。

身為編輯的向陽，承接了前輩的精神，儼然也是新一代的園丁，利用編輯職責，選擇刊登台語專欄，或是向跨語言的前輩邀稿，重新擦亮過往的本土歷史與文學，這樣的精神傳遞，便是文壇前輩最大的期盼。然而編輯上的良心與決心，在限制重重的八〇年代，卻可能是蠱禍的因素。寄信到《自立》的信件，往往會拆封檢查而延誤時間，署名也不能直白地寫上正名。陳嘉農（陳芳明）的來信，代表了一個年代，嚴密的檢查機制，箝制言論與交流，更有甚者，便是警總的約談。在一九八四年，向陽因為刊登林俊義〈政治的邪靈〉而遭到約談，當期《自立》副刊也因為「為匪宣傳」而查禁；十二月，又刊登了柏楊〈醜陋的中國人〉，掀起了更大的風波。向陽在回憶這段時，並沒有描述更多，但是下決定時的驚懼肯定是萬分煎熬。柏楊因雜文批評時政而繫獄，向陽因編輯副刊而遭到約談，情節不同，但是在白色年代，卻是同樣膽顫心驚，如走剛索，不是成名，便是鐵窗。

在史料、歷史交織中，向陽娓娓道來，嘗試召喚八〇年代的文學風景與時代氛圍。以大眾史學的角度來看，《寫字年代》亦可以是一部個人的歷史紀錄。大眾史學主張人人皆可寫史，皆是史料，「由下而上的歷史」（study history from bottom up）才是更為重要而真實的。我們從個人的角度來認識一段年代，而不是官方的、大歷史式的敘述，以燭照的方式探索當時的社會氛圍，發現真實的、細緻的面貌。全書讀來，我們可以感受到那個年代的感覺結構，整個時代是緊張的，卻又不斷地向前邁進。在政治上積極變革尋求突破，文學上跨語言的一代重新復出，與青壯輩、方言作家齊鳴。向陽長年從事副刊編輯以及報紙主筆，對於社會的脈動比一般人更敏銳，更能釐清原貌。而這也給向陽更明確的定義和定位，在這樣關乎時代氛圍的小品中，拿捏得相當準確。

從詩人向陽到編輯向陽，從編輯向陽到教授向陽，本書提供了編輯向陽相當多的人物側寫、交遊與時代意義。八〇年代是寫字年代，也是個惶恐的年代，真話不能輕易說出，人們使用紙筆傳遞訊息，和當今繁花盛開的網路訊息相異成趣，嘈雜而迅速，但是人的臉龐與文字溫度卻也往往在電腦打字中失去。身處於數位年代，會不會連紙張的感動都消散了？月光照水，美麗閃動而瞬幻不定，如同變動劇烈的八〇年代，美好而值得追憶的寫字年代，盡在文字的溫婉中。

──《新地》26，2013年12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