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與影的微縮城市

若隱若現的竹林市——張大春《城邦暴力團》的現代武林書寫

在一連串的謊言、虛構、和懷疑之後，張大春盯上了武俠小說，遂行他變換、雜交文體的書寫 。這次他以高陽的接班人自詡，創作了繁雜的武林譜系，結合現實與虛構，將通俗的武俠小說搬到現代社會來演出，以「真實」社會為背景不禁讓人發出「這是真的嗎？」的疑惑，加之以其副標––張大春江湖回憶錄和拿手的「證據」，更讓人有似真還假的感覺。張氏本著「反江湖」的心態，解構傳統武俠小說的精神 ，然此一反常態的武俠書寫，究竟能不能算是成功的武俠小說呢？甚至說算不算武俠小說呢？

武俠的蓬勃發展主要因為中國地域廣大，王法不彰，有能力的人可任性使氣，被欺侮的平頭百姓則需要大俠、清官主持公道，因此武俠小說的撰寫往往寓含渴望正義、欽慕不受拘束的生活形態的理想。張氏的武俠卻不從此道，他以萬老爺子的兇殺案為故事開端，用說書人的口吻，總理所有故事情節，帶出主線––「張大春」的奇遇和許多駁雜、片段的旁枝，但是他這種撰寫的方式，讓人產生兩個張大春的錯覺：一是作者張大春，另一則是小說人物。如果兩個「張大春」本是一個，那麼其他旁支的劇情要如何得知？如果以「作者」張大春為主，文章的後設寫法及「我是怎麼知道的」、「我應該如此開始述說」這種篇名還有存在的必要嗎？顯然是張大春為了將武俠扣進後設的框架，所賦予小說人物「張大春」的全知能力。如此看來《城邦暴力團》在「兩個」張大春的推波助瀾下，故事敘述便會流於一貫性不足，片段的敘述造成讀者無法抓緊時間點、節奏，甚至仿效《沒人寫信給上校》的行文手法，藉由上篇末登場的人物為下篇故事的開端，和傳統武俠小說講究敘述流暢、情節合理的宗旨不相符合。

張大春以定義「現代武林」為起手式，提出了「竹林市」的概念。他認為現代武林成點狀散佈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竹林市，如果不小心碰觸禁忌，可能就會有不測。在此我們可以理解到張大春將傳統武林中，大俠重諾守信、重義輕利的特性化成綠林莽盜，不再有古代武俠的風範，成為現代化（使用槍械）逞兇鬥狠的幫派，也許張大春想要表達的是諷刺俠客精神沒落的現代社會。武俠自先秦即有之，荊軻可謂遊俠的代表；宋朝時愈發聚眾任氣，梁山泊的故事即是。到了清朝時，因為高壓統治，遂發展成秘密社會，洪門、清幫可謂執牛耳，後來更參與革命活動，在中國近代歷史有一定的份量。因此張大春在擷取背景時，刻意選擇近代，而不取較虛無的古代歷史座標，一則以時間點和「現在」銜接，可信度較大，方便宣揚故事的「真實性」，一則以方便插入「張大春」這個角色，藉「張大春」這個真實的作者偽造歷史，亦即書寫小說，對讀者表達歷史的「可偽造性」，虛構的故事和真實的歷史便交纏在一起了。

張大春為了讓讀者認為確有其事，且發生在現代社會，他用了許多現代的資料，譬如：以「張大春」為故事的主軸，藉由和萬得福的相遇開啟了現代平民和古代武俠的交流；文中出現小說家高陽及其經歷；孫小六初登場的中華路；張大春中文系的背景和現代用語等，並製造了有出版社和作者的偽書《七海驚雷》，說「唯淺妄之人方能以此書為武俠之作」 ，表明虛實相生的「證據」，培養能讓武林高手存活在現代的環境，其妙用有如金庸筆下的「笑傲江湖曲」，明是樂譜，亦可辯稱為劍譜，真假難辨，將真相用謊言包裹起來。除了現代化的背景外，張大春也加入了中國武俠小說的基本元素，如萬硯方七兄弟各有一絕，而他們的絕學都是武俠小說中常見的，如武術、醫學、命理等，加深和傳統武俠小說的鍊結。

在張大春的現代武俠裡，俠義已經不是重點，新興的幫派逞兇鬥狠，欺善怕惡，如文中的竹聯孝堂，如此雖是呈現現代社會現象的書寫，但是沒有一個能主持公道的人畢竟讓人感嘆武俠不再，武俠只能活在虛無的過去，甚至認為如果現在真還有武俠，恐怕也是只有「逃」的份。孫老虎開計程車時，寧被搶劫都不願意出手；萬得福要施展輕功時，必先環顧四周有無閒人；田仲武一身武藝，也是只能靠桿麵、包餃子過活，對於現代社會而言，武功高強畢竟太招搖了，為了防止政府首長遭到暗算，這類人絕對是要列管的，如不想被有關單位盯梢，「逃」和「隱」絕對是不二法門。讓我們試想現在武俠要如何生存。拍武打片、開武館、內功治病，或是運用在體育方面？就目前來看，似乎和最先進的產業無法有效連結，但是六位老漕幫的幫朋又不願意讓自己的一身技藝憑空消逝，於是硬把孫小六帶走，恰好孫小六也沒有拜金、機巧的想法，於是六老的技藝才能流傳下來。從張大春的描述，孫老虎不願讓兒子孫小六在去學傳統技藝，除了有現實生活的考量外，也包含了江湖險惡的意思，這是舊時代武俠的結局。江湖事不再仰賴俠客來主持正義，轉由警察接手，於是各種功夫逐漸失傳；幫會則越來越往黑暗處躲，導致現在的武林變質成黑社會，也是岳子鵬不想讓孫小六涉足其中的道理。

在《城邦暴力團》的內容中，缺乏了傳統武俠小說的兩大基本元素：「武」和「俠」。在武打方面多半一筆帶過，反而是門派、密笈的傳承不厭其煩的敘述。歐陽秋和萬籟聲的比武，飄花門掌門孫少華和項迪豪在杭州湖墅一帶因誤會而過招，以及光頭大俠歐陽崑崙力退拍花賊可算武打的部分，然而全套四冊的「武俠小說」，僅僅幾小段的敘述實在不夠道地。再就俠義的方面來看，「當代」沒有一個算大俠，也許徐老三解救張大春於危機算一個，爾後孫小六亦為張大春解圍，然而如此並無法凸顯俠道的特色；老漕幫在萬熙接手後亦成了個人的私念的機器，罔顧情義，改組成現代幫派，可算終結萬硯方當家時期的俠義精神。沒有了武，也沒有了俠，還能算武俠小說嗎？張大春引進了傳統中國的色彩，如萬硯方的絕命詞〈菩薩蠻〉，武林中黑話的運用，傳統字謎的破解（李綬武變陶帶文）等，為的是增加中國性，保留武俠小說中應有的幻想、飄渺的感觸。但是在零碎的書寫和過於真實的現代感，使張氏的現代武俠小說喪失了應有的美感。於是我們只能聽說書人張大春為我們編織屬於現代的武俠小說，幻想自己也能有一番際遇，成為大俠。

就武俠小說而言，張大春成功了嗎？背景上沿用中國近代幫派發展，但是就跟轉進到台灣的政府一樣，武俠消散弱化，散入「竹林市」中。張大春為使小說真實化、合理化，取了這段太過真實的近代記憶，今昔、虛實穿插書寫，雖說小說本來就非真實情狀，但張氏結合現實面後卻會導致不能彰顯「武」和「俠」，因為和實情不符，缺乏說服力，那如何能夠表現出現代武俠的特色？只能藉由似真非真的錯覺描寫增加武俠趣味。武俠小說除了要求武道和俠義外，多半要求浪漫而誇大的劇情、主角個性及心理刻畫、懸疑的風格和節奏等，而張氏在這些方面有不錯的發揮，如哥老會洪達展的心機可從各個正面、側面的敘述理出；「張大春」之父張啟京的駭人經歷，以及萬硯方死亡原因等等，都能有深刻的描寫，算是在《城邦暴力團》中較為用力刻畫的地方，也許在未來真有「現代新武俠」文類的興起，劇情和主角的刻畫應該是書寫重點。

張大春一反原本武俠一貫的風格，用後設筆調總括全文，算是文學雜交不凡的結果；然而就一個武俠小說而言，如此的手法並不適合，反倒近似於張大春「新聞小說」的變種。表面上宣示是為了「那些人」的惡行而寫，其實是將自我際遇過程真實化（虛筆），假張大春之手寫出（實筆），就像是報導「張大春」的際遇一樣，說到最後就是虛構，讓人對於既有的歷史產生懷疑。不過可別忘了，小說的本質就是虛構的，張大春拿來跟現實社會結合後，產生了真實的錯覺，但是虛構的本質是不變的。拿小說來說教合理嗎？小說的世界裡，真實的事件讀者看來依然是假的，如果藉「擬真」的武俠小說來說明歷史的不可信，恐怕也是力猶未逮，畢竟文體的類型還是有限制的。

張大春顯然並不是想要嚴謹的創作武俠小說，或是表達武俠小說在當今的詮釋，也許只是想要改變制式的文類觀，增加對文壇的刺激，所以我們也不用太在意《城邦暴力團》是否為武俠小說，畢竟要拿逞兇鬥狠的黑社會流氓取代大勇大智的武俠地位，實在令人倒盡胃口。我們只要記住張大春說過：「我會把他們攪渾、攪亂的世界攪得再混、在亂一點！」


註解

楊錦郁，〈創造新的類型，提供新的刺激——李瑞騰專訪張大春〉，《文訊月刊》第？期，（1994年1月），頁87。
胡金倫，《政治、歷史與謊言：張大春小說初探(1976-2000)》，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（2002），頁43-44。
張大春，《城邦暴力團（卷壹）》，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99），頁19。
張大春，《城邦暴力團（卷肆）》，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2000），頁226。